从AI谱曲的《技能五子棋》，到被无限二创的《哈基米之歌》，再到一键换脸演绎的“丝瓜汤”家庭剧——2025年的网络“爆梗”，几乎共享着两个鲜明特征：一是与AI技术的深度融合，二是内容上的高度“抽象”。
这二者构成了一组极具张力的对照，一边是高效的、可计算的技术规则，另一边是难以预测、充满意外与情绪温度的“活人感”。
于是，我们不禁想问：在被算法包裹的世界中，“抽象”是必然的出口吗？这种独特的文化表达，究竟折射了社会结构与心理的怎样变化？我们又能否从中窥见当代青年的价值定位与社会追求？
带着这些疑问，周末周刊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董丽敏、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曾燕波、青年文化研究者王楷文展开了对话。
董丽敏（左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曾燕波（中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楷文（右）青年文化研究者
一种创造性的“不合作”
周末周刊：2025年，似乎很多流行文化都带有强烈的“抽象”色彩，它们逻辑跳跃，意义模糊，这是一种偶然的趣味，还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表达？
王楷文：以《技能五子棋》为例，其喜剧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精准的节奏把控和一种“拼贴”艺术。比如“APT”和“什刹海”的加入，将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强行逻辑自洽，这种看似“无逻辑的拼贴”制造了巨大的意外感和荒诞感。这很像现代派艺术，比如毕加索把报纸碎片贴进画布，或者一些先锋诗歌的创作方式。它不是在讲述一个完整的、线性的故事，而是将各种异质性的符号、梗、场景进行快速嫁接和碰撞。
今年，我们可以在很多比较火的“梗”身上看到这个特质，比如在AI无限二创中意义不断流变的《哈基米之歌》，这些内容都放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，转而拥抱一种跳跃的、组合式的“抽象”表达。
网友制作的《技能五子棋》表情包
周末周刊：这种“拼贴式”的抽象表达，和我们过去熟悉的“恶搞”或“吐槽”有什么区别？
王楷文：过去我们的网络流行热梗，比如“666”“奥利给”，更多是通过站在主流文化的对立面来彰显自身的独特，通过戏谑、解构来获得快感，其姿态是被动和防御性的。但是2025年，“哈基米之歌”这样的“梗”包含了大众的主动创作在里面，表达出一种自发的需求。很多“抽象梗”不仅仅是消解或反抗，还包含着一种创造性的力量。
另外，像《技能五子棋》《父亲的葬礼》《冷不丁梆梆就两拳》这类喜剧作品，我们认为它“抽象”，还因为它构建了一个完全具有另一套规则的世界。它不是在讽刺某个具体对象，而是展示一种全新的、偏离日常逻辑的可能性。观众发笑，或许恰恰是因为“看不懂”——这种“看不懂”带来了新鲜感和解放感，仿佛看到了既定结构之外的出口。
《父亲的葬礼》 剧照
董丽敏：无论在哪个时代，青年文化都带有对成人世界、主流规则某种程度的调侃和挑战。以前我们探讨青年文化，总是关注到它“对抗”主流的一面，但今天，是时候思考“抵抗”的形式了。它可能不再是旗帜鲜明的对抗，而是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的“不合作”：不按照算法期待的“完美逻辑”来表达，不生产光滑顺溜的内容，而是刻意保留“毛边”，制造“断裂”，拥抱“意外”。在这种“不合作”中，青年保卫了内心感受的复杂性与真实性，也保卫了“活人感”的生存空间。
另外，今天的表达工具和媒介完全不同了。10年前，我们还在研究社交媒体上的文字梗。今天，短视频、AI换脸、声音合成等技术，让这种戏谑的表达变得极度视觉化、低门槛和易传播。像网络热梗“丝瓜汤”，一个人利用AI换脸技术扮演全家人，展现代际沟通的错位，这种创意在10年前可能需要一个剧组的成本，现在一个人、一台设备就能完成。可以说，技术极大地释放了普通青年的表达欲和创造力。
“丝瓜汤”梗的名场面
周末周刊：很多作品都有AI的参与和协作，这种技术层面的变化是否也在改变着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格局？
董丽敏：我们可以从媒介变革史角度来看。我10年前研究青年文化与新媒体时，焦点还在社交媒体的文本与初步的多媒体互动，比如BBS、百度贴吧。今天，以生成式AI为代表的工具，已经将文化生产的核心环节——从创意构思、内容生成到风格化包装——全面“自动化”。这意味着，创作的门槛从“专业技能”大幅降低为“提出想法的能力”和“与AI对话的能力”。
这引发了两个显著变化：一是文化景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“高产”和“速朽”特性，一个梗的生命周期被极度压缩；二是创作权力发生了大规模的、下放式的转移，从过去的专业机构、精英创作者，扩散至海量的、匿名的普通个体。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符号的发起者和传播节点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技术变革正在改写文化生产的“游戏规则”。
曾燕波：我从青年心理与行为模式的角度补充一点：AI的这种“赋权”效应，极大地刺激和满足了青年强烈的自我表达与即时反馈需求。当一种情绪或一个创意能通过AI工具快速变为可视、可听、可传播的作品，并迅速在圈层内获得点赞和模仿时，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正向激励。这改变了青年文化参与的“成本—收益”模型，使他们从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“产消者”。
当然，这背后也有商业和流量逻辑的深度介入。平台利用AI工具降低创作门槛，本质上是为了激发更大量的用户生成内容，从而丰富生态、留住用户。因此，青年的文化创作，无意中也在为平台的数据和流量目标服务。
仅追逐“热梗”是不够的
周末周刊：当这些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表达集中呈现出来时，是否也说明它们与当下青年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某种深层关联？
董丽敏：我是“70后”，我们这一代或更早的人，大多相信一种线性的、进步的历史观。但今天很多年轻人感受到的可能是“断裂”和“不确定性”。经济环境的波动、职业路径的迷茫、传统人生脚本的失效，让他们觉得过往的历史经验有点“失灵”了。
当我们将这些现象置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考察，会发现，无论媒介如何变革，青年文化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命题展开：青年如何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结构或时代规则中定义自我、安放自我并尝试实现自我。这个命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中都有深刻体现。
例如20世纪50年代王蒙的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中的林震，他怀揣理想进入体制，面临的困惑是如何将书本上的理念转化为有效的实践，其焦虑在于“行动”。再比如《庆余年》中的主人公范闲，他一方面深谙规则，另一方面又对完全被规则定义、充满计算的人生感到嫌弃。这些矛盾、挣扎与焦虑其实是每一代青年都会面临的。
《庆余年》截图
曾燕波：这可以看作一种面对结构性压力时演化出的、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文化心理机制。当代青年面临学业、就业、婚恋等多重现实压力，社会结构的刚性一面是切实存在的。而“抽象”文化的创造与传播，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情绪出口和意义空间。它不直接对抗现实结构，而是通过构建一个平行的、戏谑的意义世界，来实现心理上的代偿、疏解与联结。这种文化实践，与其说是逃避，不如说是一种创造性的心理调适。
王楷文：当下青年的“抽象”表达，还体现了一种更为主动的文化姿态的转变。如果说过去的作品常常教导青年“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”，那么现在引起广泛共鸣的表达，更多的是“爱你老己”“你可以成为你自己”。
这种姿态的“轻盈感”，并非对严肃议题的回避。恰恰相反，它是对个体真实处境更直接的承认。它没有提供励志的解决方案，而是平静地指出了现实的无奈，并把选择权交还给个体。
同样，《浪浪山小妖怪》这类作品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它让青年在“小人物”的迷茫和努力中看到了自己。这种表达剥离了沉重的道德负担，不再要求个体去承担宏大的历史角色，而是尊重其作为普通人的困惑与选择，本质上是对一种更真诚、更去伪饰的沟通方式的追求。
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剧照
周末周刊：如果说“抽象”是一种心理上的代偿与调适，那么当代青年是否真的只需要这样一个线上的、符号性的出口就够了吗？
董丽敏：这正是问题的关键。“抽象”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缓冲机制固然重要，但它无法，也不能替代现实社会系统本应提供的、切实的支持和出路。
今天我们谈论的青年话题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“文化现象”或“心理问题”，社会系统性介入的力度和针对性与过去相比显得稀薄。我研究过20世纪80年代初那场著名的“潘晓讨论”，当时引发的全社会对青年出路的大讨论，以及来自家庭、单位、组织的广泛关注与回应，体现的是一种将青年问题置于社会治理核心位置的整体性态度。当时的社会各界都参与其中，试图提供一套话语和实践的框架，来承接青年的迷茫。
而现在，我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，青年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，“玩梗”成了他们自我消解的主要方式。这导致了一边是青年文化的繁荣，大家在虚拟空间里“抱团取暖”，另一边却可能是现实世界的“无人问津”和相关支持体系的薄弱，这会形成一种令人忧虑的失衡。
因此，我认为，仅仅在文化层面追逐“热梗”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应该去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和真实需求——比如，在发展青年的过程中，让一线青年工人、普通白领、自由职业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，把他们切身的感受和问题“带进来”，更好地与各种社会资源有效对接，才能使社会对青年的支持工作有的放矢。
无法被定价的真实
周末周刊：随着“抽象”文化的持续发酵，它的影响力也逐渐突破小众圈层，走向大众视野，甚至被官方媒体、文旅账号借鉴使用。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“破圈”？
董丽敏：“破圈”是当前青年文化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，这得益于互联网的穿透力。但如何“破”，以及“破”之后的影响，需要辩证看待。积极的一面在于，这说明社会文化系统变得更加开放，主流开始尝试理解和接纳青年的表达方式，试图建立对话。但风险在于，如果只是简单地挪用表象——比如仅仅把热门视频的BGM拿来配上官方的宣传画面——而抽空了其原本在特定语境中产生的、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和批判性潜能，那么这种“收编”就可能只是一种无害化的消费，反而消解了其原有的生命力。
因此，理想的对话状态不是单方面的“追逐”或“讨好”，也不是高高在上的“引导”，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与共建。这要求主流文化的创作者和机构，具备一种更深层的文化自信和叙事智慧。不是看到什么“梗”火就赶紧用上，而是要去理解这个“梗”为何而火，背后是怎样的情绪和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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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楷文：是的。就像牛仔裤原本是工人阶级结实耐用的工装，被时尚工业收编后，其背后的阶级印记就被抹除了，变成了纯粹的消费符号。对青年文化而言，过度的、急于求成的解读和利用，反而可能会“杀死”它。有些东西，恰恰需要保持其“看不懂”的模糊状态。强行解释，等于把它纳入旧的认知框架，它的某些潜能也就消失了。
曾燕波：我认为“破圈”的背后还有一个根本性原因——青年问题在今天，已经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方面，演变为社会核心问题的集中投射区。我们发现，无论是自我成长，还是职场压力、婚恋生育，这些曾经被视为青年阶段特有的困惑，如今都已成为牵动全社会神经的普遍性议题。青年所遭遇的，恰恰是社会转型期结构矛盾的最前沿。因此，他们的文化表达——无论是自嘲、玩梗还是“抽象”创作——之所以能频繁“破圈”，引发跨代际的讨论，正是因为它们触碰到的已不再是边缘的亚文化情绪，而是社会共同的敏感神经。
当青年的婚恋观映射着社会家庭结构的变迁，求职困境关联着经济与产业转型，他们的“抽象”就不再只是个人情绪的宣泄，而是一种用文化形式进行的社会表达。主流社会若只想借用其形式而不回应其核心关切，那对话将永远无法真正建立。
周末周刊：在青年展现出如此强大文化创造力的同时，我们是否也需要警惕，这种看似自主的表达，可能正在被另一种力量所影响甚至收编？
曾燕波：这正是另一个重要的观察维度。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，当下青年文化的生产与传播，几乎完全依赖于商业化的数字平台。流量逻辑与资本增值的需要，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定义何为“流行”、何为“有趣”。一个“梗”的迅速走红与过气，背后往往是一套精密的注意力经济在运作。当“抽象”和“活人感”本身成为一种可被识别、可被批量复制的风格时，它们就面临着被流量和资本彻底工具化的危险——从青年自主的情绪表达，蜕变为消费社会用来精准定位、刺激欲望、维系用户参与度的符号商品。青年在利用平台的同时，也可能在不自觉中更深地陷入其设定的游戏规则。
我们应该让青年意识到，他们的创造力是宝贵的。而他们也需要进一步思考：我的表达是在遵循流量密码，还是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？当资本试图将他们的孤独、愤怒或幽默都包装成商品时，青年人能否保有那份最初促使他们开始创作的、无法被定价的真实感受？
周末周刊：除了商业力量的塑造，这种基于“梗”和“圈层”的文化传播方式本身，是否也可能带来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？
董丽敏：互联网的“圈层”属性，是“梗”文化得以迅速发酵的土壤，但它同时也可能筑起无形的沟通“高墙”。当一个“梗”、一套专属的话语体系在一个圈层内部被不断强化、迭代，它就会形成强烈的文化标识和边界。对于圈层之外的人——可能是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或不同兴趣的群体——这些内容会变得完全无法理解，甚至显得莫名其妙。
不少网友表达出不懂新“梗”的无奈
我也担心这样一种未来——社会中不同群体共享的话语基础逐渐变薄，共识形成的成本在急剧增加。因此，当年轻人用“抽象”的暗语交流，而年长者完全茫然时，这不仅仅是代沟，更是一种由媒介技术催生的、更深层次的社会联结挑战。
曾燕波：青年用“梗”在圈层内建立了高度共鸣、温暖亲切的“精神部落”，但这个过程在客观上也可能加剧社会的“碎片化”。当每个人都沉浸于自己熟悉的符号体系时，公共对话就变得困难。这种情形下，青年文化中宝贵的“反思”能量，也可能因为无法破圈、无法被更广泛的社会群体“翻译”和理解，而停留在内循环中，难以转化为推动公共议题的合力。
不如投身于创造的洪流
周末周刊：讨论至此，“抽象”似乎不仅是青年应对现实的一种姿态，其中或许还蕴含着某种目前尚未被认真对待的蓬勃力量？
曾燕波：如果我们穿透“抽象”的表象去观察，会发现这种看似疏离甚至“反叛”的姿态中，其实内嵌着一种非常可贵的反思性。青年并非否定一切价值，他们拒绝的，是被单一的成功标准所定义，被纯粹的功利逻辑所吞噬。这种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清醒的审视，是打破思维惯性与现实僵局的第一步，也往往是任何新事物得以孕育的起点。
关键在于，我们能否识别并珍视这种可贵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潜力，并为其提供转化的渠道。社会可以做的，是对这种反思“去芜存菁”，通过搭建平台、创造机会，将其从文化层面的表达，引导向更具建设性的社会行动——比如鼓励青年将他们对算法社会的思考，转化为对数字伦理的探讨；将他们对于“活人感”的追求，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支持、互助与实践探索。
董丽敏：从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到今天的网络一代，青年从未停止对所处环境的审视。今天的“抽象”与“玩梗”，正是他们用时代语言书写的“反思”与表达，其中既有迷茫和戏谑，也蕴含着改变现状的渴望。引导的意义不在于给出标准答案，而在于让青年相信，他们的反思值得被严肃对待，并且能够与现实世界发生积极的化学反应。
周末周刊：那么，当我们把技术因素、代际心态和社会结构这些维度都考虑进来，这些青年文化的实践，最终在告诉我们什么？
曾燕波：我认为这展现了青年重建主体性的一种当代路径。在社会宏大叙事与个人生活体验之间存在某种脱节的今天，主动的、创造性的文化参与，成为青年确认自我存在和价值的重要方式。哪怕创造的内容是短暂的、小众的，但“我创作故我在”的过程本身，具有强大的自我确证意义。
王楷文：以前，我们接收的是既定的故事和意义。现在，我们用AI工具把自己的情绪、观察，哪怕是无法归类的“怪趣味”，都变成了可以传播的新内容。这个过程本身，就是一种无声的确认——“我”的感受和视角是成立的，并且值得被表达出来。
这种从被动“接收者”到主动“创造者”的转变，很可能会深刻影响未来的文艺创作。过去专业、封闭的创作体系，正在被无数普通青年用AI工具撬开一个口子。未来，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真正从个体生命经验里“长”出来的作品，它们可能不那么光滑完美，但会带着鲜明的“活人感”，并且与更广泛的时代情绪产生直接共鸣。当每个人都能用技术轻松地写作和绘画时，关于“谁可以创作”以及“什么值得被创作”的规则，也将被重新书写。
董丽敏：历史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代青年的成长道路是绝对确定的。与“林震们”相信线性进步叙事不同，今天的青年更早地体认到未来的开放性乃至不确定性。与其等待一个尚未确定的蓝图并受困于由此带来的焦虑，不如投身于创造的洪流，这就是一种对时代问题的回应。
2025年这些喧嚣的、由AI参与书写的文化现象，其最深远的回声或许在于：它揭示了一代人正以复杂而聪明的方式与技术共存，而流行文化中的那些“抽象”与“难以理解”，则可能是一份由青年率先提交的、关于如何面对未来的“提案”。这份“提案”或许不够成熟，但它所蕴含的能量与可能性，却是一代人走向未来必须要经历也必须要转化好的阶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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